本網訊 9月23日上午，應我校歷史文化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學院邀請，南開大學歷史學院講席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級教學名師、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評審委員會歷史組成員李治安在我校盛樂校區圖書館二樓報告廳作了題為“民族融匯與中國歷史發展第二條基本線索”學術報告。講座由我校民族學與人類學學院博士生導師謝詠梅主持。

報告主要圍繞四個方面展開。

一、農耕、游牧南北并存格局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融匯進程

李治安談到，長城內外農耕民與游牧民及其不同生活方式的世代并存，構成了中國歷史上民族融匯所依賴的基礎性地理格局。五千年來，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成長發展，“歷時性”地呈現先秦、魏晉南北朝、晚唐宋遼金元和明中葉到近代四次民族大融匯，漢族與各少數民族攜手共同創造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同時，他還簡明扼要地提出“征服王朝論”、“新清史”說具有片面性，并倡導國內學術界應不斷豐富、完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融匯研究，形成符合歷史真實的主流話語。

二、后期的漢族、蒙古族、滿族輪流為主和元“內蒙外漢”、清“內漢外滿”

李治安認為，元和清王朝的建立，體現了漢族與各少數民族在攜手締造多民族統一國家進程中北方民族的歷史主動性，也揭示了北方民族向中原內聚以及近千年來漢族、蒙古族、滿族輪流為天下主的趨勢。李治安細致分析了元朝“內蒙外漢”，清朝“內漢外滿”的二元政策，并提出，對于元“內蒙外漢”南北來去蹊徑的合理性應予以較為允當和科學的評價。同時，從元與清王朝的建立可以看出，古代各民族有些是走向同化融合，有些是“匯”而不“合”，使用“民族融匯”來加以概括比較恰當。

三、駁“崖山之后無中國”

李治安談到，“崖山之后無中國( 華)”的要害在于拒不承認元王朝和清王朝的中國或中華屬性，這方面與“征服王朝論”、“新清史”大同小異。除此之外，李治安還詳細闡述了中國涵義、克服華夷陳腐偏向和效仿開明政治家三個方面的內容。他提到，隨著疆域的擴大，“中國”的內涵隨之擴大，并逐步演化為包括“漢族的‘中國’”，“塞外寥廓地域”在內的“大中國”，這是一個前后連綿而不可割裂的過程，并非是各自單獨的政治文化實體。華夷問題的陳腐偏向，長期影響著國人對“崖山之戰”后元、清二朝實屬中國的認知與判斷，制約著人們對民族融匯的豁達理解。面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歷史趨勢，古代政治家也大多正視現實，順應潮流，崇奉“用夏變夷”及偏重文化標準，元明鼎革之際更是不得不承認“漢胡一家”、“華夷無間”和漢族、蒙古族輪流為天下主的客觀現實。李治安強調，“崖山之戰”，特別是清朝建立后，不是“無中華”和“無中國”了，而是多民族統一國家像滾雪球一樣，在漢族、蒙古族、滿族輪流為主的新格局下越滾越大。“中華”和“中國”的內涵及外延，也隨著新環境的變化而豐富擴充。

四、重視民族融匯第二條基本線索與江南、北方民族的角色

李治安談到，五千年中華文明的整體面貌和走向，大抵是由社會經濟和民族融匯來支配或塑造的。可以說，民族融匯線索是解決中國社會歷史，特別是“崖山之后無中國”等爭議的另一把總鑰匙，尤其是北方民族的大規模南下沖擊及其帶來的南北差異的整體博弈，更是彰顯民族融匯作為中國歷史發展第二條基本線索的重要性。與此同時，人們也應重視北方民族所攜帶的文化影響，既有積極向上的東西，也有不少主從隸屬等落后舊俗，嚴重影響了社會經濟結構和帝制獨裁。

內蒙古大學原副校長，蒙古學家齊木德道爾吉在總結時指出，李教授的報告對中國歷史作了系統梳理，構建了民族史和元史研究的理論新框架，很好地為中國歷史研究提供了理論支撐，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和現實意義。

內蒙古師范大學、內蒙古大學、內蒙古科技大學相關專業負責同志、教師和學生三百多人聆聽了報告。